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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轮盘赌下载器_《文艺报》推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引起广泛关注
2020-01-10 08:59:25

俄罗斯轮盘赌下载器_《文艺报》推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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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发表于2019年第1期《求是》上的文章《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中指出:“一个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必然需要新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深刻领会、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新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认识文艺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么,新时代诗歌究竟有什么特点,如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还有,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中华民族新史诗如何抒写;以及,新时代诗歌其“新”在何处,其创造性和美学贡献如何实现……这些,都值得诗歌界认真深入讨论。

为此,《文艺报》推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目前已发表汤养宗《对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罗振亚《二十一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龚学明《新时代中国诗歌应强化“中国味道”》等理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文艺报》编者按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诗歌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诗歌必然与此前时代的诗歌不同,因为我们的时代氛围、思维方法、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新时代诗歌是什么样的?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与实践,为此我们特辟“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欢迎各位方家不吝赐稿,共同探讨。

汤养宗

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语词霸占情怀”的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

(1)以叙述替代滥觞式的抒情。诗人们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或者“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叙述”的作用在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会中拥有“私有性”情结的重要手段,使“我的话”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更为值得信任。加上辅助以情节化、戏剧化、描绘化等手段的摄入,促令诗歌从悬空式的说教降落到生活的现场中,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化,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抽象的高谈阔论。

(2)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随着全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不再以传统“绝句体”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远的诗性觉悟为荣,看透了藏匿在其中轻车熟路的逻辑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转承习惯惰性,相信诗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支撑阅读上的诗性、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性。这种更为开阔复杂化的书写,给文字结构带来严重的线性脱节、变轨、移位与开合,从而也给诗人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写境地。目前,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的先锋带路,也随着其影响性日隆,正在冲击与阻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线性、板块式的简单书写。

(3)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舌。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中,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新世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唐诗中以平民化的心境和语感来书写诗人作为生活中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情感,这种书写的心态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的叙述与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让文字在空中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上的水下铺路、借尸还魂、隔物说物的病灶外,最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说话,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清代人在写词,真正使诗歌进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

尽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难度,口语并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种含义,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同样一个也不能少,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句的问题。这是当下所谓的“口语诗”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整合肯定还延续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部分成果,比如追求诗人个体内心的独特发现及独立的人格担承精神等。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态下的写作方向,这种方向主要表现在诗人的生活立场与文本立场两个方面。一是诗人进一步摆脱了作为神的化身居高临下的吟唱方式,而是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第一身份,统摄一个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感,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审丑的。内心的视角更为多维复杂,在林林总总甚至是琐屑庸常化的心灵揭示中,诗人的身份常常由一个主导生活的引领者变为一个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恶的或美的演出者。诗歌中的精神事件更为个人化与具体化,诗歌也随之更为碎裂,并在这种碎裂中印证出更为纷繁与个性并存的世界面貌。诗人也通过这些具体的篇目,通过担承自己在诗歌中的事件来担承对世界的态度。众多诗歌中对生活事件场景绘声绘色酣畅淋漓的描写,不但是这种诗歌美学态度的佐证,也形成了新世纪以来诗人们通过反思诗歌的精神立场后所形成的总体写作倾向。二是诗歌文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文本还相对的显得典雅的话,这个时期的诗歌则在外形上显得不再“精致”甚至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金句拾贝”。随之多元文化的相互交合与形态互为,诗歌在这一时期被诗人们更加地割裂成作为个体的文化品位与才情品位的试验场。那种传统意义上浅白的赤裸裸的为诗而诗,为诗言志,为人世担道义的单一的美学观,已经被各种新鲜的文本意识所分化。诗歌文本从逐字逐句判别向整体的效果移位,诗歌的意味不再以字句间的精美典雅为上,而被替代为个人性情下的美学定位,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粗粝的、在场的替代了哲思的、优雅的、神性的;整体力量替代字句间的优美追求。加上口语、事件、角色等元素的大量介入,那种当下性很强的诗歌在排斥传统阅读习惯中显得十分不讲道理甚至有点粗暴,但整体上的震撼感却让人耳目一新,它是生活的、面对面的,也是亲切与受用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诗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也就是说它已不像记忆中的诗歌,而正是这种反叛,令诗歌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也使诗歌提出了自己崭新的美学主张。

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必须欢迎网络诗歌的到来。它不是坏东西,只有被它吓着的,或者因网络诗歌动摇了他自以为已有成就的诗歌地位并让他的诗歌开始变得可有可无的人,才会感到它是坏东西。

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有的格局,或者叫重新洗牌,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热闹。至少,它在当下诗坛所撑起的半边天已成事实。谁生它的气,谁才是真正的老了。网络显而易见地作用于诗人与诗歌的有三点。一是冲击了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诗歌的美学建设与评判标准不再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谁想控制诗坛或随意给出好与坏的说法,也随之有现场中广大的网上诗人为之监督而不再有恃无恐。诗坛正按民间与官方调和后的格局走向它应该走向的去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是诗坛真正意义上把脚踩在民间的土地上,让诗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家。二是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也许当前的诗歌只是在相对固定的人群中交流,而这毫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诗也是一门专业艺术,既然分为专业,就必定有它相对的人群创造它研究它与欣赏它。至于在更广泛的人群流传的诗歌,又必定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在当下文学期刊订户普遍下滑的情势下,如果不是网络,不是众多还热爱着诗歌的人们在网络上通过诗歌交流,相互取暖,相互维护着诗歌在人心中的位置,中国诗歌的现状势必比现有的情况更为孤冷与难堪。这一点倒是归功于网络又让人们找到了接近诗歌的捷径。毫无疑问,诗歌通过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更大面积的普及与支持。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我一直认为,在网络时代,只要你真正拥有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你的。由于网络给诗歌发表所带来的便利,许多年轻的诗人已减免了他们的前辈们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艰险期。网络的信息量及传播性,极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新人推到一个相当闪耀的平台。新人的遴选往往不再由某个编辑说了算,而是在公众的一片掌声中被推出来。当然,这也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需要长期艰苦沉下来苦心磨砺取得的内功。

网络对诗歌的好处是显然的,但处在网络时代的诗人又必须很小心。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网络,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中识别它的血与沙,还应善于抽身而出,相对清醒地保持一颗孤独的心。网络纵有千般好,作为诗人归根到底的好只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同坐牛车、点油灯的李白、杜甫一样,必须潜心做好自己的诗歌功课。网络之外,诗歌写作中一切化险为夷的事,依旧靠诗人自己艰苦卓越地去拿下。唯此,诗人才能真正有立场地立身于网络的喧嚣与取舍中,还原成诗人本来的身份。这也是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共同的命,破与立、成与败、毁与誉、聚与散,尽在当中。

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一个是人文关怀价值,一个是文本建设价值。生活在自己现时代的国度,再超脱的诗人也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到月亮上去。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精神的诗人,实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乐,哪怕这种情感带有浓厚的私密化色彩,但属于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受众认为你的情感是合理的,便是成立的。接着,你在作品中所散发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久久不能自已,又证明了你诗歌中所把握的情感的可信度及这种情感的质量问题。不要以为自己的一首诗歌能够颠覆什么社会面貌,一个诗人对自己能力的大抵估量是,我把想说的话说了,我就已经参与了身处的时代并对自己做出了交代。这种说法的效果具有两个向度:我又一次增加了对自己灵魂的建设,也又一次增加了对社会精神引导的建设。这既是对自己的抚慰,也是对社会的托付。诗人的价值就在这种抚慰与托付之中。至于诗人的这种愿望能在多大面积上收到成效,那要看社会对待诗歌的接受程度与诗人对自己作品的完成程度。诗人的另一个价值便是完成自己在诗歌美学建设上的能力问题。这也是折磨着诗人让他终生头痛而无法解脱的问题。诗人的身后总感到有一个魔鬼时时在追赶着他,嘲笑他在专业上的芜杂,瓦解他业已建立在文字中的成就感,让他感到自己在诗歌中依然十分不可靠。一个诗人在诗歌中最终要完成的可能不是他寄存在文字间的情感问题,而是他是否出色与到位的文本建设问题。每一个诗人的文本建设都要被提交到文本所处的位格上来拷问,也就是文本的高下之分与文本的开拓与守旧之分。这既带有游戏色彩,又是诗人通过文字提交给人们的实现情感质量的核心。一个诗人是不是站在诗歌文本建设的第一现场,他的文本建设是不是对当下的写作与阅读具有引领性作用,以及他在这种文本中所抵达的力度与层次,都影响到他作为诗人这个身份的可信度。我永远是新的,这是所有真诗人的愿望,事实上新陈代谢的惯性又极难让他做到这一点。但是,一个诗人缺乏对自己文本建设的渴望,则反过来失去了他实现自己诗歌中情感建设的可信性。一个没有前沿、坚实、可靠的文本握在手里的诗人,他的情感愿望再好也等于零。这也成了情感价值与文本价值最后相统一的终极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繁,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

世界文化正在一步步变成混血儿。我们现在的传统中,不但有屈原、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同样也有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在网络时代的大融合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说自己还是原来的金身玉体,已经不大可能。但是,一个再好的外籍汉学家,骨血里的情感以及对我们这块国土的认知度又绝不可能超越过我们,就像我们的留洋文学博士在操弄起文字的时候身上的汉语意识同样在左右他一样。国际意识通过相互的打通最后强盛起来的是相互间的文化杂色,而借鉴中也非谁一定优胜于谁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继而出现白话文的结果,这种诗歌形式的出现,一定是李白、杜甫当初没有想到的,而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诗人至今仍能名冠天下,在当初同样也并非是中西文化互融的产物。

说了这些带有悖论色彩的话题,不是我质疑中国新诗向外借鉴学习的必要,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回归并且对汉诗如何强身健体的问题。乱吃补药很可能会把一个人吃死,原因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真正缺乏什么与需要什么。中国新诗作为直接脱胎于西方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主动地更深层次地与国际诗歌相对接,吸纳西方诗歌艺术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种表现手段是非常应该的,而没有全人类都已想通可我们就是想不通或刻意不去想通的问题。别人无法替我们包办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中国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与自己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悲悯感。这种悲悯感又带有东方浓厚的参悟意识及玄学上的超脱思辨,西方诗歌中的澄明透彻与我们诗歌中的阴郁牵挂到底哪个更有价值,我想值得深思。这种东西是深藏于一个民族骨血中的特质,要不要换血?换血了我们还是不是我们。二是世界意识如何在汉语的语义中得到合理转换的问题。现代白话文及现代汉诗已有100年的历史,而汉语意识却在中国人身上作用了5000多年,无论我们拿来多少世界意识及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段,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现代汉诗中体现出来。囫囵吞枣肯定是不行的,汉语独特的语感及字与字之间奥妙的关联性,是其他民族语言所没有的,在汉语的排他性与汉语的黏合性上,现代汉语诗歌与古汉语诗歌实际上是血脉相通的,我们正在完成的是我们手上的汉语诗歌,而非要极力地把我们的诗歌写的像谁的一样。只有在捍卫汉语精湛特有的语义结构基础上,我们才有自己,才有世界性,并真正算得上继承与发展了汉语诗歌的威严性。尽数拿来与回到汉语,这才是我们需要躬下身子去认真对待的事。那些懂得一些外文就想把汉语的头盖骨打开予以醍醐灌顶的人是令人惊愕的。

李白当初从老家川北江油乘舟骑驴去长安交流诗歌的时候,按路程及时限计算应该也相当于现在的诗人们去国外参加什么诗会了。交流与借鉴的空间与长度是这个码头与那个码头的关系,而穿梭于各个码头间的不是流水,也不是舟船,而是那个行走中的人。这个人在不同的码头上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方言,懂得了一些不同的风俗,他比别人丰富了,也变得厉害起来了,大体如此而已。

二十一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

罗振亚

21世纪诗坛的境况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现了什么新的品质,诗歌如果进一步发展要避开哪些误区,人们又该怎样去认识? 批评界有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还是来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新世纪诗歌所有的矛盾性现象的滋生,都和及物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

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15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和惊喜,一系列的事件使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置身的周边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有时诗歌甚至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仿佛是直接从泥土上长出的精神作物,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回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是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拷问,农民工连生命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权利和幸福?“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论矛盾视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社会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和现实生活交合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江非的《时间简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入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这种诗性叙述为诗歌平添了几许坚实、具体的生活气息,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

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缥缈的“云端”请回了坚实的“大地”,改写了新诗略显空泛的形象内涵,生发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及物”诗歌的局限:本质偏失与技术滞后

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新世纪诗歌对重要诗人和经典作品的输送不多,形成这种局面固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关,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维和“及物”策略的选择脱不开干系,且不说“及物”在诗人的所有创作中覆盖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无问题,所以能够令新世纪诗歌持续前行,只是其失误有时也让新世纪诗歌步履蹒跚,不够稳健。

在“及物”意识的统摄下,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最终多数人关心的洪灾、反腐、疾患、民生、环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纪初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已有公论,“日常”固然“日常”,审美却丧失了。这种“及物”虽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却置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历史境况及其压力于不顾,缺乏终极价值的关怀,还停浮于一般性的呈现层面,表现的局部真实在恢复一些事相的同时遮蔽了更多的事象,有了人性的细节与气息,现实性的共感效应却明显减弱,所现之物远没有触及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是对“物”本质的严重偏离。

和过分个人化的自我抚摸、放弃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写作相比,有些对“物”明显误读与歪曲的诗歌,则构成了更可怕的本质偏离。新世纪诗坛有很多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以及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样,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很多缺少经验的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没有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如地震诗歌中大量作品审美水准低下,不但多是记录地震期间人们的原始情感反应,连意象、语汇、调式也都惊人地一致,好端端的题材视域被诗人们窄化成了趋同的“集体创作”。特别是还爆发出一些简单空洞而又矫情的“应时”、“应景”的不和谐之音像《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败坏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胃口,更有诗歌在社会上的声誉。

如果说“及物”很多时候解决的是写作立场,那么在诗里该如何“及物”,使日常现实经过转换成为一种诗性现实,决定了诗歌面临的艺术困惑更为严重。那些走“及物”路线的诗人,多来自于底层,文化底蕴不很深入,对他们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远大于‘诗歌’”,他们的诗歌状态一般都朴实无华,元气淋漓,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冲击力;而另一面则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误把真情实感的流露当做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实情转换、上升为诗情的意识和能力,在构思、谋篇、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结构臃肿,叙事啰嗦,想象力弱,有时甚至把诗降格为一种无难度写作。这种技术滞后倾向在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地震诗歌、介入性诗歌那里,都是一个共性的存在。它们那种真切的细节、强烈的现场感、生命的痛楚与酸涩,常常伴着不会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读者面前,让人猝不及防地被击中,生出缕缕疼痛和怜悯;可就是缺少那么一点儿回味的余地,生活情境未经剪裁、构思直接搬入诗歌的空间,事态、词汇间过于连贯的线性思维结构,没有节制和跳跃的细碎叙述,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精美,韵味不足。对“物”的本质的偏离与误读,和艺术标准大幅度攀升的语境下技术水准下滑、滞后造成的形式飘移与牵拉,使新世纪诗歌在“及物”之路上现出了步履凌乱的窘态。

找准方向后的“度”的调试

“及物”使新世纪诗歌找准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还能走多远,如何才能走得轻松快捷而又稳健有效,该怎样巧妙地避开隐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认为“及物”的对象选择宜恰适、合理,“及物”的同时不能放弃精神提升,最好能够提供出一定的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讲究诗艺的自主性建构,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同时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平衡,是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诗歌与现实的距离是永远的存在,也构成了对所有诗人不断的拷问,处理起来好像极其容易,又很难妥帖,貌似简单,却耐人寻味。

在明白和朦胧之间取得恰适的点,值得诗人们斟酌。“及物”的直接反应,是事态、细节、动作乃至人物、性格等叙事性文学要素的强化,“叙事”在短时间内蹿升到显辞的地位,其结果也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而内视点的诗歌的魅力却在于其含蓄、凝练与惊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隐与显、朦胧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因此“及物”诗歌不可让叙事喧宾夺主,将诗歌引入过于拘谨实在的泥淖。

龚学明

所谓诗歌的新时代,应该是指在中国新诗走完第一个100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时代,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代的诗歌到底怎么写?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思考。每一个诗人都处于创作的酝酿之中,如果我们创作的诗歌在走老路或者走歪路,那么只能降低自己的追求和格局,陷于自我娱乐或陶醉,更谈不上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什么地位。应该说,在当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是盲目的、率性的,缺少总结和思考,大多数作品,要么是不能为人读懂,追求西方诗歌的“现代”,要么诗歌写个人的小感觉,无足轻重。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诗人了解未来中国诗歌的主流写作方向、审美追求。新时代中国诗歌应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即创作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诗歌,应该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创新和传承下的诗歌,“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学习中成长、发展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闻名于世。他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倡导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主要表现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等深受西方观念影响的诗。胡适说:“我们做白话诗的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的自由枷锁镣铐,统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

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风起云涌,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间,各种新诗的艺术流派很多,新诗的前途和道路在哪里,引起众多诗人的探索,正如闻一多先生说过,“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文学的历史动向》,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甲集第205页)而向西方现代派学习,向西方现代派主流象征主义学习,成为一大主流。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早期象征主义诗派、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繁盛期象征主义诗派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多元期九叶诗派。诗人们大多久居国外,或从国外归来,深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和写作方法影响。

向西方学习诗歌写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直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写作,都充满着“翻译体”的印痕。而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出生的年轻诗人,则绝大部分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外国诗歌固然可以学习。可惜的是,在西方哲学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诗歌,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行文、技巧等,都离中国味道较远。向西方学习而来的诗歌,内容上消沉、晦涩,沉醉于个人的呓语,或者将诗歌纯粹作为艺术来创作,追求所谓的纯诗歌,或无意义写作,不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共鸣,甚至人为设置障碍,追求所谓的陌生化写作、难度写作。

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的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学习,汲取营养,试图创作出有中国味道的诗歌。什么是中国味道?中国特色的诗歌文化与西方诗歌文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文以载道”“诗以道志”(《庄子·天下》)。中国的诗人从来都不是为自己写作的,而是一定会考虑诗歌的社会功能价值,即影响他人和社会,中国诗歌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诗歌理论家吕进教授曾告诉笔者,当代诗歌向传统诗歌要学习的正是“家国情怀”,这令人猛然一惊,当代诗歌已经丢失了这宝贵的诗歌之骨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水平,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现代诗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具有完全的现代主义风格。《诗刊》2018年第6期上有一篇《新时代诗歌和百年新诗的建设》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本质是现实和浪漫的统一,不需要人为再进行风格的细分。在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各种风格流派都在相互影响并达到最终的融合,现代诗歌也已经不再仅是感受和技巧丰富的解构或结构,而是现实主义的观照和浪漫主义理想的融合,因此简单地再以现代诗歌、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区分已经不适合当前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现代诗观。中国诗歌的“中国味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新时代中国诗歌

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

中国诗歌可以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如今诗歌在全社会和文化中的边缘化和小众化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因,是大多数诗歌放下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大格局,诗歌内容脱离自然、人群、社会,而认为诗歌是个体性写作,只关注个人的情感,甚至内心隐秘的部分,非意识、超意识、潜意识等,最后变成了个人的诗性日记,甚至只为自我娱乐。

在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自然允许各人有自己的写法和艺术追求,但社会应该有所倡导,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主流审美的诗歌包括具有家国情怀、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有时代印记的诗歌,也包括透明向上、有温度、有丰富情感色彩、有浓郁生活气息和让人动心的各类诗歌。习近平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天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自然主义诗歌、亲情诗歌等都呈现出向上的诗歌特色,歌颂自然之美、亲情之宝贵等,令人热爱自然和家庭、社会。一些主题类诗歌,如海南今年举行的吟咏海洋诗歌大赛、江苏2018年举行的“我们走过40年”诗赛,都以主题的鲜明性、内容的贴近性而受到诗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诗赛收到诗歌作品两万多件,显示出社会和作者对诗歌的巨大热情。我们认为,只要诗歌回归到生活中来,写读者关注的题材、想写而写不出的情感,注重传统诗歌的大众阅读意识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一定会回到人群中去,新时代中国诗歌可以再回到社会成为主流文化。一部《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展示了唐诗的浩然气象。新时代以诗来展示其特色和成就也就顺理成章。

新时代中国诗歌

要有高度的艺术性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已是精致的社会,农业社会的粗放与现在不可比拟。体现在文学创作,具体为诗歌创作上,应该具有工匠精神和工艺意识。简单地将诗歌视为政治的工具而忽视其艺术特性,是不可取的,而创作的粗制滥造也是不被这个时代的读者所允许的。诗歌的艺术性是要体现诗歌具有的美的本质。

中外诗歌在对美的追求上各有特色,又有相近之处。中国诗歌早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赋比兴的艺术写法,外国现代主义诗歌则讲究用象征、隐喻和明喻、反讽等手段,中外的这些方法其实是相通的,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又体会到人类在艺术追求上的共同性。在艺术性上,中国诗歌具有独特的内涵,连外国诗人如美国的庞德、墨西哥的帕斯等都在学习和推广,中国传统诗歌独有的意象和空灵的意蕴,让他们赞叹不绝。

中国诗歌艺术和绘画、音乐艺术一样都特别讲究虚实关系,虚实相生,虚实结合, 言已尽而意无穷,这种美学追求令人回味不已。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诗人张执浩在《诗歌的诚意》一文中说,“完整的诗歌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的:说出的部分和未说出的部分。没有前面‘说出’的那部分,后面‘未说出’的部分就不成立;但仅有‘说出’的部分,这首诗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未说出’的那一部分才是成就这首诗的关键,犹如海床与滩涂的关系,所有的平静或汹涌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说出的太多则容易满溢,该说出的未说则容易造成滞涩。在说与不说之间,写作者的心智经受着巨大的考验。高妙的写作者总是知道一首诗应该在何处停笔罢手。”

总之,中国新诗经历100年的历史,诗歌应该从向外国诗歌的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适度对接,进行中外古今的进一步糅合,形成社会能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标准和思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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